▲据统计，2023年实际落地的音乐节数量达560场，全国平均每天都有1.5场音乐节正在上演，而全年延期或取消的音乐节也多达91场。（视觉中国/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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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的行业规则下，主办方面对一场赔钱的音乐节，取消的代价远小于如期举行。

疫情期间，演唱会办不了，一些大的演出商将目光投向音乐节，甚至有黄牛变身音乐节主办方。类似餐饮行业的从业者，也试图入局分一杯羹。

地方政府对音乐节的支持方式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审批流程上的支持，二是帮助协调或免费提供场地，三是直接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或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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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

南方周末实习生 董嘉迪

责任编辑｜李慕琰

2024年3月以来，名为“不可抗力”的谜团，在音乐节乐迷们的揣测与讨论间，越滚越大。近20场音乐节，先后宣布“受不可抗力影响”延期举办或取消，前有诸如被乐迷指为“割韭菜大户”的星巢秘境音乐节，后有老牌摇滚音乐节的代表迷笛等。

据媒体报道，3月下旬以来，全国多地正在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坚决纠治部分地方基层搞“新形象工程”问题的工作提示》，其中指出的第五类问题为：“盲目豪华‘办节’，片面追求‘人气’，不计成本跟风大办音乐节、以城市命名的论坛、旅发大会等，为场地建设、乐队出场支付高额费用。”

多位业内人士分析，部分音乐节取消原因的所谓“不可抗力”，与去年情况相似，多为票房不佳的遮羞布。而上述文件，则被一些人解读为“不可抗力”的政策因素。

在一众公告中，海潮宇宙音乐节佛山站的做法较为特殊，只取消第二天演出，第一天如期举行。有猜测称，第二天票卖得不好，主办方只能负担第一天艺人出场费。海潮宇宙始终未对取消原因做出进一步说明。

无独有偶，2023年9月22日，原计划两日、在辽宁大连举办的炫潮发现王国DTM音乐节也只进行了一天。当时，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停车场的水泥地被主办方规划为观众席，分为299元“虾爬子”区和499元“海蛎子”区。但据在场的艺统方工作人员估计，第一天到场人数不足百人，观众都簇拥在舞台跟前。第二天演出的艺人收到通知：人很少，也许你们就不用来了，或者拿不到尾款了。

次日取消的通知是在第一天下午4点发布的，部分艺人与观众已经到达当地。音乐节官方微博的声明写道，“在资金严重短缺并且每天都需要资金投入的情况下，我们坚持到了开演当天，在开演当天实在是没有能力支撑下去这场演出……”评论区乐迷抗议声一片，要求赔偿交通和住宿损失，“没钱办什么音乐节？”

看着延期或取消的音乐节花花绿绿的海报，声音共和Livehouse主理人拉家渡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有的是专业上的失败，有的是遇到了政策上的问题，有些就是市场问题，这三方面的原因都有。”

台州飞龙湖迷笛音乐节延期公告发出后，主办方迷笛音乐学校校长张帆发微博称：“关于‘不可抗力’，我会写一篇文字，告诉大家那个‘力’是从哪儿来的。”

2023年秋天，中原迷笛音乐节在河南南阳市卧龙区举行，其间发生大规模失窃事件，备受关注。作为超过二十年历史的老牌音乐节，迷笛音乐节原计划2024年在浙江台州、福建南平继续开展两场音乐节，最终于4月4日、4月19日先后宣布延期。

南方周末记者通过业内人士约访北京迷笛演出有限公司，对方表示无法回应。截至目前，张帆尚未发文。

2023年3月，海口迷笛音乐节成功举办，为期三天。而原定2024年在浙江台州、福建南平举办的两场迷笛音乐节先后宣布延期。（视觉中国 / 图）

都来分一杯羹

实际上，音乐节取消或延期在2023年就已是业内常态，背后是飞速扩张、乱象迭出的市场。

据音娱行业研究机构小鹿角智库统计，2023年，全年延期或取消的音乐节多达91场。疫情前，音乐节数量的最高纪录是2017年的269场；疫情期间，2021年落地了191场音乐节，接近2016年的数据。而2023年，去掉延期或取消的音乐节，实际落地的音乐节数量达560场，创下了国内音乐节市场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

仅从数量来看，2024年上半年的音乐节市场持续火热。截至3月25日，2024年已官宣的音乐节达95场，上半年竞争最激烈的档期集中在五一，已有27场音乐节宣布举办，其中不乏有的投资额超三千万元。

三年间，做演唱会或其他方面商业投资的人，纷纷找到拉家渡，问现在有什么样的“盘子”，请他介绍。“有点像移动互联网，这一段时间什么热就赶紧投一把，不行就撤，这种特别多”。

活水独立音乐厂牌主理人肖宝静参与执行过南宁、宁波、长春等地的多个音乐节，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疫情期间，演唱会办不了，一些大的演出商将目光投向音乐节，甚至有黄牛变身音乐节主办方。类似餐饮行业的从业者，也试图入局分一杯羹。

肖宝静观察到，现在市面上七八成音乐节都想做成包含摇滚、嘻哈、流行等多种风格的“超级音乐节”，非专业的主办方选择阵容的标准就是流量。“当全国所有的城市全是一批阵容的话，这个事就太可怕了，因为它的粉丝基数没有这么大，会有消费疲劳、审美疲劳。”肖宝静说。

杭州乐迷兔子11岁开始喜欢摇滚乐，听过不下三十场音乐节，她对阵容同质化的感受很深，也看不惯当下一些音乐节不专业的做法，“现场的音响配置、调音非常草台班子”“一个摇滚歌手后面接一个嘻哈，后面可能再接一个电音”。

2023年4月，某音乐节正在进行舞台筹备。（视觉中国 / 图）

艺人出场费也在水涨船高。马武负责的大快文化去年参与主办了八场音乐节，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2019年时，音乐节艺人报价还是半年调一次价，一年调一次大的价格，如今市场变得不太合理，出场费高涨，且看不到刹车的迹象，偏头部的或流量乐队，“可能上午一个价，下午一个价，随时都有调整。只要这一天问的人多，我就报一个高一点的价，那天没怎么问，我就报一个低一点的价”。

不懂行的主办方助推了艺人出场费上涨。作为艺统与执行方，郑从山去年参与了七八十场音乐节，遇到一些主办方跳过艺统直接挨个询问艺人报价，这一问就乱了市场，“你问第一遍某某档期，他给你报了一个价格，只要有人越过你，或者不懂事去问了第二遍，他一定往上加，加一万两万都是客气的，加五万到十万就是对你的警告”。

在马武看来，主办一场音乐节的难点已经由招商、人数审批变成了如何在过度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以往卖60%-70%的票就可以回本，现在可能要卖90%以上。同样一场阵容不错的音乐节，比如请到朴树、二手玫瑰、痛仰，在2019年预计需要600多万元，如今大约要1700万元左右，而这上涨的千万开销几乎都花在了出场费上，“其他成本增长可能不到100万”。

“2023年上半年有一些良性的音乐节是能赚得上钱的，甚至有一些可能小几百万的收入都有。”郑从山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到了6、7月份，大家伙就开始打平了，五五对开。暑假一过完，7、8月之后的音乐节市场，估计八成以上都是亏的。”从数据上看，下半年也是延期或取消的高峰期。

星巢秘境音乐节是主办方晓峰音乐公社的两个拳头产品之一，郑从山透露，在广州的场次发售量大概在一万张，实际只卖出了不到三千张。“不可抗力”的实情就是票房不好。

郑从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最近半年，演唱会票房注水都很严重了，就更别提音乐节了。”

西安几个富二代开了一家公司，想投资举办音乐节，找到肖宝静帮忙。肖宝静的判断是，“他的财务模型，他和当地政府的关系，他选择的时间，以及他心仪的艺人，你完全看不见他的未来。”最终，这场在西北3月举办的音乐节票卖不动，直接取消，资方打算注销公司，由于有人维权，没能注销，最后不了了之。“即使被起诉，很多新品牌主办方的签约公司基本也是空壳。”肖宝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他认识一个经纪公司的主理人，对方决定今年只接合作过的音乐节，宁可少演出，少赚钱，也要保护艺人不受伤害，将他们输送到能保证真实性和专业度的主办方。

在现有的行业规则下，主办方面对一场赔钱的音乐节，取消的代价远小于如期举行。一场音乐节官宣之前，一般至少要打给艺人50%的订金，如果出于主办方的原因取消或延期，这笔订金不能退还。但不止一位业内受访者提到，这相当于主办方拿了艺人一个档期权益，如果日后再合作，订金也能抵数。

肖宝静认为，音乐节如期举办，需要主办方的自我约束，更多来自于和乐迷的契约精神，“我们相互是有一个契约的，我要达到你的要求，你才肯买我的票”。

地方文旅入局音乐节

2024年1月，一场和音乐节有关的民事诉讼在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原告湖北文旅梁子湖发展有限公司，是湖北省国资委旗下文旅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控告了一家名为“追航文化”的企业。

去年10月，双方合作举办了2023金蟹女子摇滚·梁子岛音乐节。音乐节的海报上打出了“金秋蟹肥 饕餮盛宴 女子摇滚 纵情狂欢”的广告语，七组以纯女子摇滚乐队、舞团为主体的嘉宾被螃蟹、啤酒、黄鹤楼的卡通图像包围。

双方约定对半承担320万元的总成本，追航文化保证项目收入不低于50万元，如低于此数额，不足部分要向湖北文旅梁子湖公司补足。最终，这场音乐节一共只售出了161张门票，门票收入20085元，扣除景区船票成本12880元，实际收入只有32965元。湖北文旅梁子湖公司诉诸法律，追讨差额，法院判决其胜诉。

2023年10月，湖北文旅梁子湖发展有限公司与一家企业合作举办了2023金蟹女子摇滚·梁子岛音乐节，双方对半承担320万元的总成本，最终却只售出了161张门票。（资料图 / 图）

在音乐节市场扩张的过程中，地方文旅是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山东把办音乐节写进省文旅发展规划，作为繁荣发展夜间旅游的主打文化产品；天津和贵阳当地为泡泡岛音乐节免费提供场地；江苏常州给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开出最高百万元的政策奖励；海南省政府设置1.1亿元的专项奖补资金用以支持文艺展演。

2024年4月的浙江湖州，宣布每周都有音乐节。南浔古镇运河音乐节刚落下帷幕，官方统计现场观众达2.3万人，最靠近音乐节现场的頔塘风情街，周末两天营业额达30多万元，是普通周末的三倍。

谈及音乐节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前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管理人员梁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仅靠门票收入，难以收回政府的资金投入，“肯定是做不了平衡的嘛，算大账，就类似于一种广告的投入，在拉动整个区域的旅游人次、旅游收入的增长而言，我觉得总体上投入产出还是相当的。”

据小鹿角智库统计，2023年，由地方政府、文旅集团和城投公司投资、主导引入、部分出资落地的音乐节超过百场。

“不能说政府打文旅牌不对，肯定是对的，还是那句话，能不能做专业一点？不要完全是抄菜单，被当地有关系的一些公司一忽悠，就把单给他们做，甚至投大量的钱，那肯定会涌入一大批非专业者。”拉家渡直言。

站在政府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梁颖点出，“中西部一些地区，当地又要考核，又要下任务，这两年演出市场那么火爆，好的公司他们付不起，有一些找上门来的吹得天花乱坠，也完全有可能被带进坑里了。”

也有地方政府选择亲自操刀。距离吉林长春两三小时车程的靖宇县，2023年秋天举办了为期三日的松花江音乐节。该县在2020年宣布脱贫。

观众到现场后发现，在一线维持秩序，做着引导观众、收放铁马工作的，不是年轻的志愿者，而是一群中年人——当地政府部门的公务员。

活动落幕后，音乐节组委会发文肯定，这是“全国唯一一个机关干部参与规模最大、全体志愿者均由政府公职人员组成的音乐节”。

松花江音乐节的阵容堪称豪华，有许巍、二手玫瑰、面孔乐队、唐朝乐队等，但部分观众表示演出效果一言难尽。有乐队表演时吉他线脱落，工作人员在台上奔来跑去；音响回声巨大，声音含混听不清楚。最遭人诟病的是交通，县城无法容下全部外地观众留宿，当地去往长春的火车早已停运，散场之后，只能靠寥寥几趟客车或拼车回市区。

郑从山也带艺人参加了这场音乐节，演出结束后，一行人到附近的烧烤店吃饭，街上冷冷清清。他和烧烤店老板闲聊，老板抱怨客流没有明显增加，音乐节和他们关系并不大，他照常晚上九点便打烊，来店里的还是那些熟客，没有想象中的门庭若市。

郑从山记得，庆功宴上，当地的县长、副县长和所属白山市副市长都来了，与摇滚乐队们举杯共话，“明年我们再干一场”。南方周末记者联系靖宇县委宣传部，对方回应：“我们今年吧，也不做这些了。这个就是我给你找人联系，也不知道该给你找哪个部门。”

不久前，南浔古镇运河音乐节落下帷幕，官方统计现场观众达2.3万人，最靠近音乐节现场的頔塘风情街，周末两天营业额是普通周末的三倍。（资料图 / 图）

从几万元到几百万元

“盲目豪华‘办节’”中“豪华”如何界定，梁颖的解读是应该视乎当地的经济实力和实际效果，“能级没那么高的城市，政府花很大的代价，跟它的财政收入也不匹配，最终整个效果、卖票的收入也不理想，我觉得有点过于豪华吧”。

肖宝静认为，部分地方政府期待以现象级网红效应来带动当地经济，造成一哄而上，实际效果却难以匹配初衷：“比如说有某一个政府在音乐节上吃到甜头，比如之前淄博做了麦田音乐节，一共去了五万人，可能其他地方的政府会争先效仿它。”然而，并非所有地方都能与音乐节相契合，音乐节的质量高低，与城市经济水平、常住人口年龄结构、文化程度直接挂钩。

“比如有个城市有500万人，但可能以留守的老人居多，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孩子都出去上学了，你在这种地方做，没有意义，但是这对于他们来讲可能是一种业绩。”肖宝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地方政府对音乐节的支持方式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审批流程上的支持，二是帮助协调或免费提供场地，三是直接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或奖励。

有些地方政府对于音乐节、演唱会等大型演出的奖补方案做过公示。广西规定，售票规模达1万人以上、2万人以内的单场补贴100万元，售票人数为2万人及以上的单场项目补贴200万元。海南省做法类似，观众人数达3万人以上补贴150万元，达2万人至3万人补贴100万元，达1万人至2万人补贴50万。青岛市崂山区对单场次批准观众人数1万人及以上，且出票率超过80%的，给予主要承办方总投资20%的奖励；单场奖励最高不超过25万元，同一企业同一年度奖励不超过100万元。杭州市余杭区则专门公示了对梦想未来音乐节160万元的补助。

面对南方周末记者的询问，浙江省湖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负责人表示，“目前没有出台直接演出补助，但在服务保障上提供‘一站式’服务给予支持。”山东省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人士回应，“没有参与这个财政补贴音乐节，而且我也没听说过出台这样的政策。”梁颖谈到杭州的情况，“市里的音乐节基本上企业主体在办，区县市的音乐节，就是区县引入第三方，给予相应的补贴。”

根据马武多次主办音乐节的经验，他称补贴范围“不好说，少了就几万块钱，或者可能几百万”。补贴的数额，则是根据“政府的配套政策、整个对文旅的带动作用”来定的。

郑从山目睹过西北某城市引进音乐节的做法。政府财政拨款300万，不够支撑举办一场音乐节的成本，于是政府免费提供场地，给予报批、安保等支持。最终，主办方做了一台“乐迷不会埋单”的演出，免费送票，找一些学生充当志愿者，再请来拍摄团队，拍了视频交差。

2021年，济南耳立音乐节新闻发布会现场。（资料图 / 图）

小鹿角智库统计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落地音乐节最多的三个省份是浙江、山东、广东，三大音乐节之城分别为青岛、杭州、成都。全年延期或取消的91场音乐节中，山东排在第一，延期或取消了9场，其中光是青岛的音乐节就延期或取消了3次。

郑从山感叹，“我在疫情前后这几年快速增长关于山东省的地理知识，比如枣庄、临沂、济宁，济南就更不用说了，青岛一个城市有七八块地方可以办音乐节。”

2023年6月23日至24日，北纬35°城市音乐节和羲之海棠音乐节在临沂同时举办。一边是萧敬腾、张靓颖，一边是汪苏泷、薛之谦。临沂自媒体纷纷转发，“同一天举办两场音乐节的城市有哪个？唯我大美临沂莫属了吧？”

瞄准政府补贴的音乐节投机者应运而生。“今年我做好了，邀请当地的政府、当地的文化部门来，明年或者下一届的时候，帮我把钱出了。”郑从山估计，2023年五到六成的音乐节，都带有此种投机性质。

邹常以前在演唱会行业工作，主要负责演出的落地，疫情期间，他操办起音乐节，在山东某三线城市创办了本土音乐节品牌，已经举办两届，近日早早官宣了第三届。

南方周末记者以传媒公司人士身份向邹常询问办音乐节的经验，他坦言，自己主办的音乐节是个“两千万（元）的盘子”，“今年在山东这种地方，如果不做到这种体量的话，可能会赔钱”。他的公司和当地产城投公司联合主办，“我们是有这样的政府背书，所以他们会帮我们招商，各个方面相对来说是有把握的”。

他看过有关音乐节的新文件，对“豪华办节”有自己的一套理解：为了办音乐节，平整土地，协调各种政府关系，拿政府资源，在没有足够体量的城市邀请豪华阵容。“太多了。而且也是鱼龙混杂。”他说。

邹常参与的一场即将在五一档开演的音乐节，在一众乐队、说唱歌手之外出现了喜剧演员。有网友关心，这场音乐节会不会也面临取消的命运。

当地的承载力是关键

音乐节向四五线城市扩散是持续多年的趋势，目前正进一步下沉到地方景区、县城乡镇。对于某些地区来说，音乐节是文旅宣传可选方式里值得尝试的一种。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前工作人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资金就算再怎么紧张，在文旅宣传这一块，他们应该是不会压减太多的。”

从文化和旅游部年度部门预算来看，政府性基金包含的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由2023年的10262万元增长至2024年的14435万元。

宁波奉化每年有一笔水蜜桃文化节专项资金，自2020年起，区政府开始举办音乐节。官网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有350万元预算，在活动委托业务上，蜜桃音乐节、蜜桃市集花去115万元；到2022年，专项资金缩减为200万元，音乐节“尝试市场化运作模式”，投入25万元。加上2023年，游客边听音乐边吃特产蜜桃的景象，在奉化已上演三回。

宁波奉化每年有一笔水蜜桃文化节专项资金，其中一部分用于音乐节，自2020年起已连续举办三届。（资料图 / 图）

2023年，江苏阜宁财政投入资金2.12亿元，用于支持全县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4月，阜宁举全县之力举办草莓音乐节，第二天傍晚风雨大作夹杂冰雹，场地的帐篷被吹翻，演出立刻终止，当日场次全额退票。

地方政府的投入、干预、与主办方的配合情况不一，造成了音乐节各不相同的落地效果。

大快文化是西湖音乐节的主办方，与地方政府合作举办音乐节的经验超过15年。负责人马武经历过三种与政府的合作模式：一种是自己投，政府提供包括补助在内的政策扶持；另一种是完全自己投，要向政府支付场地费；还有一种国资全投，所有收入、知识产权、品牌都归政府方，公司只负责执行。

诸暨市文旅集团从2023年开始与大快文化合作，举办西施音乐节。合作模式是文旅集团投资，大快文化保底票房，一天一万人，票房、赞助、现场餐饮等收入都归前者。

疫情之后，诸暨文旅集团要重新替原有的西施文化节策划活动，此时正好有一块大草坪，负责人边柳明和同事觉得这个场地不做音乐节太可惜了。他们的目标也很明确，“诸暨是一个工业为主的城市，旅游的话年轻人比较少，音乐节目相对年轻，导向年轻人来，因为现在主要消费群体是年轻人。”2023年4月和年末做的两场，都来了两万多人。

边柳明回忆，办一场音乐节的过程相当于“城市优化”，免费接驳、停车、安保、供电配套、房价、物价管控，都需要政府大力支持。现场准备的每一步，文旅集团也得盯牢，灯光、标牌等细节都需注意，场内快餐也亲自试吃。

边柳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跨年场次花了五六百万元，“主打氛围感，投资小一点，性价比可以一点，城市温度好一点。”二十分钟的烟火表演，成了不少乐迷口中的高光时刻。

在马武看来，虽然每个地方的出发点都是打造自己的城市品牌，但呈现的音乐节品质不同，这和城市的定位有关，也和对产品、年轻群体的认可度相关，现场把控、行政管理上的区别也会直接影响效果。

大麓青年音乐节2023年在广西北海的跨年场，成为诸多乐迷心头的“白月光”，但2024年4月，在湖州安吉举办的三天演出则传出了虚假宣传、安检翻包等争议。乐迷福子向南方周末记者描述现场情况：场地出入的通道狭窄，人员拥挤，散场太慢；下了接驳车后，到检票口仍需步行两公里；自驾过去，车辆太多，停车不便。

大麓音乐节联合创始人黄述国在音乐行业工作了二十多年，去年正式开办音乐节，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影响音乐节在地方落地效果的关键，是当地的承载力。北海作为旅游城市，早已整体规划了多个容量5000台车以上、点位科学的停车场。北海公安交警和他沟通时提到，在旅游高峰期，他们日接待游客十几万，音乐节的几万人不算难题。“对于安吉政府来说，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且安吉政府付出的努力要远远高出北海几倍”。

肖宝静曾因蜜桃音乐节与当地政府打过交道，“他们的流程很繁琐”。眼下艺人的档期非常紧张，如果不尽快打款，档期难以保留，而政府拨款不可能像公司一样迅速，很多计划中的阵容因此泡汤。官方对艺人的选择也暗藏玄机。他曾遇到当地建议不请二手玫瑰，原因是“可能会比较俗气，尤其是乐迷的那种打扮”。

作为艺统，郑从山也遇过原定阵容被干预的情况。一次主办方询问了当地意见后，当地领导喜欢老狼、凤凰传奇，于是再三修改演出阵容。到最后阵容官宣，“我们都不想发这样的海报，因为一半以上都是被安排的”。

在纯市场运作的音乐节中被强调的专业化，对于有政府参与的音乐节，也极其重要。“某些政府体系里会有了解这个行业的人，所以后期推进起来会比较顺畅，无论是艺人的选择，还是审批流程的一站式服务。”肖宝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郑从山、梁颖、邹常为化名。南方周末记者杜寒三、蒋敏玉对此文亦有贡献）